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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地铁天宫院站人们的生活:早上每一个座位都要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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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冰点特稿第1162期

  地铁最后一站

  北京每天的苏醒和入睡是有节奏有次序的。以早高峰为例,最先活泛起来的地方是神经末梢——那些地铁线路的终点。比如地铁4号线最南端的天宫院站,早高峰来得很早。早晨6点30分左右,站台上已经排起长队。晚高峰又结束得特别晚,以至于在通往这里的末班车上,仍然难以找到座位。

  天宫院确实是一个敏感的末梢——它客流量的潮汐,直接反映了住在这里的人群早出晚归的作息。

  从这里出发,24岁的赵倩要见到地铁列车的29次“吞吐”,才会到达目的地。她的工作地点是中关村,互联网巨头和新兴经济组织密集之地,被视为中国的硅谷。

  她和一只猫住在天宫院。与4号线上的“北宫门”或“圆明园”站不同,“天宫院”地铁站并非因为拥有一座皇家建筑而得名。它是北京南端的大兴区北臧村镇23个村庄中最大的一个。但是,赵倩给她的猫取了个名字叫“皇上”。

  1

  打从地铁2010年年底通到这个村庄起,“天宫院站”就是承前启后的。它是北京地铁4号线延长线的终点,赵倩回到天宫院站就算到了家,但对车厢里的另一些人来说,它还是一个起点:出站之后,他们乘坐一趟专线公交车,回到河北省固安县的家里。这种生活每天的通勤时间可能达到5个小时。

  天宫院再往南,过了永定河,就到了固安县的地界。北京的手机用户即便身在县城中心,也未必收到移动服务运营商“河北欢迎您”的短信。有人开玩笑说,可能是固安离北京太近,你还用着北京的信号呢。

  赵倩当初在不同的租房中介网站上寻找住处,最终锁定了一条“急!转租”的帖子,房子距天宫院地铁站321米。发帖人由房东手里租下这套两居室,赵倩则以月租1700元分租到次卧。她的工作单位附近条件相当的一间卧室,租金要“贵一倍还要再拐个弯儿”。

  前任租户把钥匙递到她手中,告诉她,天宫院是“荣华富贵之地”。由天宫院地铁站向西数,四条南北向大街分别叫“天荣大街”“天华大街”“天富大街”“天贵大街”,“荣华富贵”齐了。

  她在地图上仔细对照,发现自己周边尽是各种村、场、庄,庞各庄、皮各庄、韩村、丁村,“有点回到老家的感觉”。

  到北京前,她想过一串“竹竿胡同”“草帽胡同”这种地道的北京地名。“胡同”这个词本身就来自蒙古语,带着元朝大都的味道。

  她又很难将“天宫院村”与自己安徽老家的村庄归到一起。

  通车之后,天宫院地铁站的4个出口中有3个出口,在随后的几年里盖起了住宅小区。虽然3个小区分属于不同开发商,但有一个共同点——名称里都带“春天”。

  年轻人在这些“春天”里成家生子,然后将父母接来一起生活。7年后,头期开盘的商品房价格已是最初的近3倍。业主拿到钥匙时,方圆1公里内基本没有商店和其他生活服务设施。除了一个报刊亭和巡逻的警车,再就是几个早点摊。

  现在,同一个地方长出了高层住宅和购物中心。在高楼的脚下,每天早高峰时段,会有8000至9000人进入城市的轨道交通。打着呵欠的人们,通过幽深的地下隧道,被输送到北京的深处。

  2

  前任租户临走时叮嘱赵倩,“早晨上地铁一定要坐到座位,不然路上会很惨”。在天宫院,这是一种共识。

  “如果你在天宫院站没有坐上座,那基本不会再有座了。每一个抢着要坐下的,至少有1个小时路程。”在附近住过一年半的周迪说。

  北京这座城市已铺开的22条地铁线上,有398座车站,承载着每天超过1000万人次的人口流动。跟市中心的地铁站不同,天宫院地铁站的4个出口,都设有免费的自行车停放处,带有顶棚,上下两层。外面圈出来的空地上,则整齐地停着一排排电动车,车把上挂着厚厚的挡风罩。

  附近的道路两边通常停满了汽车,几乎是车头挨着车尾。那些带有“黑晋鲁豫冀蒙苏”等省份简称的车牌,可以为一个正在学习国家地理的孩子提供一份指南。

  再往北1公里,就是北京的六环。根据2019年11月施行的办法,外地牌照车辆进入北京六环及以内区域,需要办理“进京证”,每年限办12次,每次期限最长7天。非“京牌”车违规上路和停放,都面临罚则。

  以天宫院地铁站为目的地的“固安专线”公交车不存在这种风险——车上都挂着“京牌”。

  周迪到现在都记得,早晨看到“固安专线”公交车进站时,自己的第一反应就是——“跑!”不跑就没有座位了。

  地铁站口总有人小声地拉客,“固安走吗,10元一位。”她好奇,“固安到底有多少人在北京工作?”

  仅据固安公交公司介绍,每天通过该公司专线公交往返天宫院的就有三四千人次。对“固安专线”上的人来说,天宫院拥有“进京第一站”的地位。2015年,由固安南站开往天宫院站的这条专线开通,每天早晨5点30分发车。公交车会在固安城内兜一个小圈,停靠若干站点,最快1个小时抵达目的地,全程票价8元。

  公交车不是唯一选择,往返固安和北京的通勤族可以选择由大广高速开进北京南六环,也可以从大广高速转到京开高速,直抵北京南三环。

  为固安一家地产公司工作的陈聪(化名)回忆,2015年时,固安的新楼盘大约9000元左右1平方米,那时候多是自住的年轻人,一个名叫“孔雀城”的楼盘,一个月能卖100多套。转年的年初,房价涨到每平方米1.2万元,最贵的时候两万多元。购房者看重位置,离附近的大广高速公路越近的房子越好卖。

  “那时候卖房都不用太多介绍,对标燕郊,告诉客户固安就是下一个燕郊。那时候燕郊就是买‘环京’(地产)的标杆。”陈聪感慨。

  燕郊是北京正东方向的另一个小镇,隶属于河北省三河市,距离天安门30公里。近10年来,它被视为北京的“睡城”,房价一度涨到每平方米4万元,比河北省会还高。燕郊的很多居民过着潮汐式生活,目前每天约有40万人往返于北京与燕郊之间。

  一个在北京和固安之间过了3年“双城生活”的年轻人说,像他这样工作地点位于北京地铁4号线沿线的人,大都选择拼车或乘坐“固安专线”到天宫院,“地铁进城时间有保障”。他每天坐第一趟专线赶往天宫院,沿途至少要下车一次,接受进京检查。

  2018年,一份更严格的有关房地产市场“平稳健康发展”的地方性文件出台之后,固安的房价有所回落。但仍有不少在北京发展的年轻人买房选择固安,当地一些小区在规划时就设置了通往北京的班车,直达中关村、望京或是西单。

  3

  从南六环外的天宫院站到北四环的中关村站,近40公里路,赵倩听到29次“车门即将关闭”的提示。

  “车门即将关闭”的时候,常常有人以百米冲刺的架势挥动着胳膊撞进来,靠着那股冲劲,撕开一个口子,跟在后面的一两人也能趁机挤上地铁。

  第一次经历地铁4号线的早高峰时,赵倩并不觉得人多。后来她才意识到,因为自己在始发站上车,坐在了座位上,“越往城里走人越多”。据她观察,自天宫院向北,前12站下车的人极少。到后来,车厢里人贴人,挤得像堵墙。直到过了西单站,人贴人、肚皮贴车厢、手把门边儿的状况才有所缓解。由此,人们可以稍微体面地进入在她看来“租金高、人少”的海淀区。

  坐在座位上,她没怎么注意过拥挤车厢里乘客的表情和衣着。“看不到,你自己试一次就知道了。”

  迄今为止,周迪在车上劝过两次架。车厢内部矛盾不外乎“你踩我了你推我了你干吗挤我”。但她自己有座时,不敢去劝架,因为当事人可能会嫌她“坐着说话不腰疼”——“你都有座了,还能说我?”

  即便总要在这样的车厢里呼吸,打小儿生活在五六线城市的赵倩仍感到兴奋,她在心里告诉自己,“这就是北京,北京上班就是这样的”——上班远,路上花费的时间长,但机会多,可以让人变得很强大。

  研究城市规划课题的学者也正在关注通勤问题。北京郊区化研究的传统界定方法,通常把北京划分为三个层次:内城区、近郊区、远郊区。学者刘常平在“北京城市职住空间演变、通勤需求与就业可达性特征”的研究中指出,在2015年,北京通勤距离20公里以上的就业人群占比超过了20%。到2018年,北京中心城区常住人口1165.9万人,占总人口的54.1%,较2015年减少118.8万人。近郊区成为近年来人口增长最快的区域,人口出现向外疏解的态势。

  在北京,年龄越小承受的通勤时间越长,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发布的《2018年北京市居民时间利用调查报告》是这么说的:15岁至39岁青年每天的通勤时间平均为1小时52分钟,40岁至64岁的中年人为1小时15分钟,65岁以上老年人为52分钟。

  杨昊然与赵倩的通勤轨迹几乎一样:在天宫院进站,在中关村下车。他居住的小区与赵倩的住址之间只隔了一条马路,每天比赵倩提前半小时出发。他与3户人家同在一个屋檐下。到北京工作快3年,他月薪到手是5000多元。

  这个年轻人坦言,住在天宫院,图的是交通便利、房租便宜。他偶尔也觉得通勤时间过长:3个小时,一天的八分之一,能坐高铁在北京和石家庄之间跑一个来回。相当于每10天就有一天用于通勤。“活着活着就这么白白少了1天,细思极恐。”

  但在“把地铁当成第二张床”后,他感觉好了很多。坐上地铁,他就习惯戴上口罩和帽子补觉。他没兴趣睁开眼睛观察地铁里的芸芸众生。“坐着也看不到什么,你抬头就是人啊,手机啊,耳机啊,戴着耳机看手机,还有的看别人手机。”

  他曾与朋友合租天宫院的这间10平方米的卧室,中介提供的单人床、衣柜和一张电脑桌之外,两人买了一张行军床,轮流使用。

  尽管每天近3个小时在路上,赵倩仍对自己的第一个落脚点十分满意。入住半年后,她以每月4100元的价格与房东续租整套房子,也成了“二房东”。像前任租户一样,她在网上发帖寻合租室友。在帖子里,她增加了“比较高端的楼盘”“距大型购物中心一站地”“小区门禁和绿化都很好”等描述,还有一条是:“终点站!有位子坐!”

  4

  周迪和男友刘亚洲在2017年年初搬到天宫院,租了80多平方米的一套两居室,2012年建成,已是周围“最老”的房子。

  此前,他们以同样的价格租住过天宫院以北的新宫站附近一套一居室,也曾在繁华的国贸CBD附近租过一间卧室。说起国贸,他说,“那个破烂地方,太令人嫌弃了。”“但毕竟位置在那,是那么核心的地方,出门走两步,就是整个国贸。”

  那是在只有四五栋“老破小”建筑的小区里,一套三居室,客厅也打了隔断辟为卧室。房子里住着在附近上班的4户人。厨房里站两个人便错不开身,他们早晨在厨房洗漱后,匆匆赶去单位如厕。俩人眼见着其他三户人在拥挤的房子里接待亲友,这套房子最多时住过11口人。

  刘亚洲说,穿过这四五栋楼,抬眼望去都是高级写字楼,他的住处,让人产生一种在“年薪百万”包围圈里穷得“瑟瑟发抖”的感觉。

  事实上,他和女友是这套房子里挣得最多的,两人月收入接近2万元。他们所了解的邻居,有事业单位的合同工,也有“像在金融机构里发广告的”。

  附近没有便利店,最近的超市需要步行20多分钟。他们在居民楼一楼找到了最“古朴”的小卖部——只有一间房子,出售香烟和冰棍儿,但一些常用物品比如袜子是买不到的。周边最多的就是山西面馆,“碗跟盆一样大”的面15元钱一碗,“吃完特别扛饿”。那时,附近的北京第一高楼“中国尊”还在建设中,同他们一起吃饭的大多是头戴安全帽的建筑工。

  “因为穷,又想住得好一点。”趁着房东要装修房子,刘亚洲拉着女友搬离国贸,沿着地铁4号线找房。

  蛋壳公寓联合知乎发布的《2019租房青年生活调查报告》显示,喜欢独自租房的90后和95后人群,占比超过80%。学历越高、收入越高的人,越愿意选择独自租房。

  天宫院站本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。他们将“出城”的第一站定在了天宫院向北10站的新宫站,“住的品质有了大幅度提升”。一年后,房租涨价30%,他们继续南下。

  “每向南一站地,租金会稍落一点点,天宫院不是最便宜的,但只有天宫院才能上得了车。”刘亚洲作为地铁“常旅客”总结着经验。“坐与站是质的区别。如果坐着,多坐十几站或半个小时没什么。”

  5

  地铁上的一个座位太重要了。

  周迪不喜欢冬天,这也与地铁有关。“冬天大家穿得多,地铁的容量明显不够了。”

  她在通勤路上,经常看到人们紧紧拉着栏杆,站姿都被挤歪了,陌生人被挤得几乎要贴到她的脸上。“那也无所谓!你都坐着了,还说啥?能上车就已经很幸福,多得是等了三四趟地铁都还没上来的人。”

  他们找房时,一位房屋中介建议,如果觉得租金贵,可以考虑倒数第二站地铁附近的房子,会便宜几百块。“4000元到4500元可以租一套两居室,差一点的不到4000元,考虑一下吗?呵,在中关村附近,4500元能租个10平米内的卧室。”

  这位中介强调,很多租房者都是这么坐地铁的,“上班的话,可以从倒数第二站坐到终点站,(再往回坐)能有座儿。”

  赶着“北上”的乘客渴望着地铁上的一个座位,地铁尚未触达的地方等着地铁南延。固安县政务网站,多年里一直显示着乘客们对“固安专线”增加车次、更改线路等方面的建议。据这趟线路的工作人员介绍,专线的运营高峰有着“早进城、晚归乡”的特点,周二至周四每天发车103次,承载着3000人次的往返,周五至下周一每天发车113次,往返超过4000人次。

  很多人在期待地铁南延。刘亚洲始终不认为“南延”能成真,根据他的观察,“4号线早高峰运力已经到极限了”。

  运营这条线路的京港地铁公司总经理邵信明说,地铁4号线最小发车间隔已经临近极限。

  曾有政协委员提交过“关于北京地铁4号线南延至大兴区庞各庄的提案”,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答复说,地铁4号线现状客流压力大,最小发车间隔为2分钟,高峰小时最大运力为4.2万人次,“已达到设计能力”。在菜市口站至宣武门站之间的路段,小时最高断面流量已达4.9万人次,线路满载率达117%。“未来进一步加强研究利用区域干路系统设置地面公交快线,构建覆盖全面、接驳便利的公共交通系统。”

  不过,这并不妨碍网民们畅想地铁南延的话题,此类话题常常围着天宫院打转。“进京的怎么也得进,延长到庞各庄,从庞各庄上;延长到固安,从固安上。不延长,还是从天宫院上!”

  6

  住在天宫院,刘亚洲认为对自己最大的影响是:“我们和北京东边的人基本不打交道了,我们彻底告别了朝阳区和通州区,但依然能打通西城、海淀、大兴,包括昌平。”他又补充说,“认识的人都在西边。”

  他们和“西边的朋友”约在中间聚会,还会相约坐跨城公交车继续向南,到河北省霸州市去泡温泉。他认为,自己在天宫院“基本没朋友”,“租房哪有什么邻居不邻居的?”

  周迪每早7点20分之前出门,晚上8点半左右回到住处,偶尔加班坐末班车,“依旧不会有座”。她工作日一日三餐在单位食堂解决,周末主要“靠外卖活着”,偶尔逛街时顺便在商场吃饭。她结识的同小区的其他住户,是遛狗时认识的。她养过一只猫和一条狗。“只要你们的狗玩到一起了,你们大概率会熟悉起来。”遛狗时拴绳和不拴绳的、训练狗和不训练的,都成为大家找朋友的依据。

  在天宫院,赵倩也没有交到新的朋友。成了“二房东”后,她倒了3趟公交车,从同事家抱回一只出生不久的猫,因为猫通体黄色,她给起名“皇上”。

  “皇上”是她在天宫院的第一个朋友。

  看到她的招租广告,来租次卧的是个文静的姑娘,东西分了好几趟搬来,之前她住同学宿舍,在东六环外。赵倩跟她商量好,房租每月2000元。没有合同,只是口头约法三章——不能带异性回来,不能养大型宠物,如果要搬走至少提前一个月提出。

  她的室友每周四休息一天,周末照常上班。她们偶尔在吃饭时间一起在客厅里观看综艺节目。赵倩记得,室友第一次敲自己的房门,是要借手机充电器。

  她评价这是一种“危险与温暖并存”的生活。她觉得在北京,对陌生人变得不害怕了,会容易相信别人,但温暖也是陌生人给的。她觉得幸运,找房没被骗,找室友没遇到坏人。

  但当遇到吃火锅找不到同伴、逛街没有人陪、除了同事和微信好友没有说话对象时,她会感到孤独。

  市场研究机构欧睿信息咨询公司的报告显示,全球独居生活人数已经从1996年的1.53亿上升到2011年的2.77亿,预计到2020年,全世界将新增4800万独居家庭。在中国,超过5800万人过着“一个人的生活”,其中20岁到39岁的已达2000万,他们也被称为“空巢青年”。

  而宠物行业的一份白皮书说,2019年中国宠物市场规模达到2024亿元。在2017年的养宠人群中,未婚及已婚无子女者合计占了65.2%。

  赵倩的日常生活很简单:养猫,在客厅里跟着健身App做瑜伽,在小区里跑步。经她测量,绕小区一圈恰好是一公里。

  她还跟着网上认识的一群户外活动爱好者,去过雾灵山、喇叭沟和乌兰布统草原。她发现,同行的队友几乎都是一个人报名来玩。

  她也参加一些线下活动和免费抢票福利,但要看地方,“有的太远就不想去了”。她邀请朋友来家里打牌,因为她租的房子最“宽敞”,十几个人聚会都没问题,但她最多约到过4位。朋友们选择周末“跋山涉水”而来,带零食带水果也带麻将牌,这样的热闹要按季度算。

  “慢慢就习惯了,一个人生活也挺好的。”赵倩说。

  有人将“空巢青年”与“孤独经济”联系在一起,认为“孤独的年轻人孕育了孤独经济”。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周志强则认为,“孤独经济”的兴起不是因为“孤独”,而是人们对自己人生异常精致的诉求。就像不结婚的人无法忍受自己“精致生活”里的他人,“对于一切随随便便的生活都不能用随随便便的态度去应对,在没头没尾的细节消耗大量的心力和时间”。

  在他看来,当技术高度发展,人们只需要干好份内的事就能活得很好,可以不依靠他人生活;生活水平的提高也让人们能够应付各种风险和担当各类消费。除了生活范式的改变,更核心的原因是,婚姻不像以前那么重要了。

  合租的室友搬离,谈了一年半的女朋友分手,杨昊然开始一个人使用一间卧室。他联系密切的仍是大学同学,他们常约着回学校踢球,当然,次数按年计。手机游戏是他每日必备消遣。他买了一个电煮锅,不点外卖的时候,吃得最多的就是煮面条。

  “走出房子就不孤独了,不能天天在这小屋里呆着。”杨昊然说。但多数时候,他都因为“拖延症”或“行动力不足”而留在房间。“可能也是因为也没有特别想做或是要做的事,就是没有明确的目的。”

  他也有疑虑,“微信里很热闹,但是生活里好像没什么人,但是你又感觉你有很多朋友,也挺奇怪的。”

  7

  独自生活让赵倩学到了一些人生哲学。诸如“人本来就是孤独的,不管成家与否”,以及“和自己相处更重要”。

  她也发现,可能因为独自生活,“和我妈的关系好了很多”。2019年春节后,赵倩的母亲再次提出,退休后的生活很无聊,想搬到北京和女儿同住。赵倩告诉她自己还有合租室友,母亲表示没关系,她可以照顾“两个孩子”。

  “我说我爸在家不吃饭吗?我妈说,你爸吃食堂。”

  除了一箱子家乡特产,赵倩的母亲还带来两口铁锅。赵倩的生活质量随之大幅提升。她下班回家,家里已经备好了粥和小菜,周六日还有鱼虾。她不再热心于每天抢外卖红包,也会偶尔邀请室友或朋友一起吃饭。

  “现在觉得他们真的老了,想多陪陪他们,只要她不老催我找对象,不天天挑我毛病。”赵倩说,“她唠叨的比如东西乱放、老玩手机这些我都能接受,就是关于找对象这个比较麻烦,因为我也不能立刻解决。”

  2018年年底,天宫院地铁站的一个出口位置,开了一座大型购物中心。赵倩可以不用步行20分钟或坐一站地铁去逛街了。她可以在这里的电影院买到任一场次的座位,不用担心没位子。而工作日,购物中心更显空荡,她在城里需要排20分钟队才能买到奶茶的店铺,在这里很少需要排队。

  她也习惯了天宫院的慢节奏。和城里风风火火的外卖员不同,她在送餐高峰的晚7点见过任外卖箱敞开、悠闲地把腿翘在电动车车把上的外卖员。

  2019年5月,赵倩将一位同事“忽悠”到自己住的小区租了房子。除了母亲和那只叫“皇上”的猫,她有了可以一起看电影和逛街的人。

  对于所有暂时以天宫院为栖息地的人来说,房租是一个共同关心的话题。刘亚洲和女友租的两居室原本租期一年半,月租是3200元,房东突然毁约。两个年轻人就这样被轰了出来。

  房东退给了他们押金,3200元。他们没去索赔,因为忙着找下一个落脚点。等到半年后再从中转房搬走,有些当初打包的箱子还没拆开过。

  刘亚洲起了买房的念头,将攒下的钱和借来的钱折腾了一年,凑够了100多万元首付,花300万元在北京房山区买了一套房子。

  他告别了天宫院,“从六环外1公里搬到五环外1公里”,“前进”了一环。

  中国青年报·中国青年网记者 马宇平 来源:中国青年报

【编辑:张楷欣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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